人们总爱用有限的认知，去丈量他人的痛苦。作为精神科医生，我们的战场从不在诊室之内，而在每一道由偏见与无知砌成的高墙之下。

他家遭了“诅咒”

陈得贵大抵是我患者中最窘迫的一个。他的家乡藏在祁连山深处的褶皱里，交通闭塞到只剩一条蜿蜒山路与外界相连。从村子出发，需步行一天到乡里，转拖拉机至县城汽车站，再乘两天一夜绿皮火车方能抵达北京——这趟求医路，他走了整整四天。

2014年12月初，北京连日大风，一夜入冬。我七点前到医院，正要走进门诊大楼，身后传来沙哑的呼唤：“姜大夫……”转身借着楼内微光辨认，才发现墙根阴影里蜷着个黑影。那人缓缓直起身，动作僵硬地扶墙顿了两秒，一瘸一拐走来，顺手裹紧了身上的羊皮袄。袄子前襟结着厚垢，早已看不出本色，袖口也磨得泛白。

“姜大夫，额（我）费了老大劲从外地过来，在这儿等了一整夜，您能不能给额加个号？”他满眼红血丝，显然多日未眠，疲惫里裹着深不见底的绝望。我心一软，摸出纸笔写了加号，递到他手中。他双手紧紧攥着纸条，反复道谢，指腹的粗糙几乎要将纸页揉破。

加号排到了下午五点以后。他走进诊室时，我问他中午是否吃过饭，他支吾两声，拘谨地笑了笑，只敢让半个屁股挨着就诊椅。后来我才知晓，他根本没钱吃饭——来京的路费是乡亲们一元五角凑的，到了北京也住不起旅店，在医院大厅长椅上蜷了一宿。四天里，他全靠四个干馍充饥，饿了就掰半块用开水冲，没有开水便硬噎下去。

我免了他二十元的首诊费，也跳过了医院要求的筛查项目。他一时语塞，眼泪毫无预兆地落了下来。

得贵的病是家族性的。在村里，所有人都笃定，他家遭了诅咒。

他是家中老三，上头有两个姐姐。父亲在他十岁时离世，母亲独自拉扯三个孩子，“家徒四壁”于他们而言从不是形容词——一张桌、一铺炕，再加母亲陪嫁的樟木箱子，便是屋里最像样的物件。两个姐姐小学没读完就辍学务工，得贵也只勉强念完初中，家里实在无力支撑。

十七岁那年，母亲开始为他张罗婚事，可谁家愿意把女儿嫁进这样的家？别说三金彩礼，连五百元都凑不齐。媒人带姑娘来过一回，母亲特意宰了仅有的羊招待，姑娘却直言家里等着彩礼给弟弟娶亲。一顿羊肉吃完，亲事也黄了。

日子逐年窘迫，家里的羊从七只减到四只，再到三只，最后只剩两只时，母亲彻底没了张罗的力气。她话越来越少，常常一整天说不了几个字，愈发不愿出门，后来连炕都不肯下，成天面朝墙躺着。叫她吃饭无应答，拽起来便枯坐半晌，眼皮沉得只剩一条缝。

得贵从未见过母亲这般“闲散”——从前她总脚不沾地忙里忙外，如今却对家事不闻不问，像变了个人。他只能每日给母亲留好饭，独自外出劳作。2000年立春那天，他从地里归来，看见母亲悬挂在房梁上，穿着过年才舍得穿的蓝布褂子，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那年，得贵二十七岁。

母亲上吊的消息震惊了乡邻，众人都议论是老太太为儿子娶不上媳妇愁得寻了短见。在农村，娶亲是头等大事，不少人砸锅卖铁也要办，但村里光棍本就不少，多数人仍照常过日子，因这事自杀的，得贵母亲是头一个。乡亲们只剩唏嘘，却无人深究背后缘由。

没人料到，这只是陈家厄运的开端。

母亲离世不到半年，两个姐姐的脸上也染上了和母亲相似的阴郁，整日无精打采、郁郁寡欢，总说“活不下去了”。最终，像是受了母亲的召唤，一个阴冷的冬天里，姐妹俩一个上吊、一个跳井，先后结束了生命。

下一个是得贵的表哥。这个四十出头的西北汉子，曾是村里有名的劳动能手，同样的农活，别人家要忙三五天，他两天便能干完。可某一年开春，邻居们发现他蹲在田埂上的时间越来越长，烟袋锅里的旱烟燃尽了也浑然不觉，只是盯着远处光秃秃的黄土坡发呆。

渐渐地，他连院门都不出了。曾经炯炯有神的眼睛蒙了层灰雾，看人时毫无焦点，仿佛透过活人望着虚无之处。村里人都说他“变懒了”，劝家人别惯着：“饿他几顿，保准爬起来吃饭！”可事实上，表哥早已瘦得颧骨凸起、眼窝深陷。妻子夜里偷偷抹泪，父亲却咬牙咒骂：“你装给谁看？家里活一点不干，还摆这副死人相！”骂归骂，饭还是照常端到炕沿，即便他一口不动。

入冬后，表哥彻底躺倒了。家人从担心到愤怒，最终只剩麻木——喊不动便索性不管，饭放凉了又热，热了又凉。最后的两个月里，他瘦得脱了形，皮肤像皱巴巴的纸贴在骨头上。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妻子掀开泛着汗酸的被子，发现他蜷缩着身体，轻得像一片枯叶，炕头的粗瓷碗里，稀饭一口未动。他嘴角微扬，仿佛终于解脱，而屋外的鞭炮声正噼里啪啦，热闹得刺眼。

村里人说起陈家的事，总爱压低嗓门，仿佛声音大些就会惊动什么。毕竟，好端端的人，怎会无病无痛就接连离世？在他们眼里，这便是诅咒的证明。

人生要如何走下去

“在那之前，就没觉得他们有异样吗？”我问得贵。

“额们乡下人哪懂这些……”他摩挲着棉裤膝盖上的补丁，羊皮袄在暖气充足的诊室里，散发出汗味与草料混合的气息，“娘走前半年，就成天靠在炕头的被窝垛上，喊她吃饭就‘嗯’一声，不喊能一天不动弹。大姐二姐也是，越来越不爱动弹……”

最让他煎熬的是村里的闲言碎语。去赶集时，总有人在背后议论：“老陈家的人懒得出奇。”“怕是祖上造了孽。”表哥去世后，连村口晒太阳的老汉都吧嗒着旱烟说：“懒筋抽到头了，连吃饭的力气都没了，死了倒干净。”

“其实娘年轻时节最攒劲，鸡没叫就起来烙馍馍，一个人把十亩地务育得绿油油的……”得贵的声音哽咽了，粗糙的手掌在脸上胡乱一抹，羊皮袖口顿时洇开一片深色，“大姐的针线活十里八乡拔尖，绣的牡丹能哄得蝴蝶往上落……”

听到这里，我已然断定：这不是诅咒，是抑郁症。或许这个家族携带了抑郁相关的基因，再加上贫困生活的重压，如同干旱的土地遭遇蝗灾，将最后一丝生机啃噬殆尽。这种病会慢慢抽走人的快乐与希望，让人连吃饭、呼吸都觉得疲惫，最终，死亡竟成了唯一的解脱。

表哥能活活饿死，想必已陷入严重的抑郁木僵状态。我能想象他躺在炕上的模样：眼睛睁着却看不见，耳朵听着却听不懂，饭菜送到嘴边也不会咀嚼。像一台被拔掉电源的机器，所有程序都已停止，只剩最基础的生理机能在勉强维系，直到最后一丝能量耗尽。可在外界看来，他只是“懒”，是“装病”。

可怕的是，一年前，同样的“懒”也缠上了得贵。

起初只是早晨下地时腿脚发沉，后来连锄头都挥不利索。更要命的是脑子总像蒙着层油纸，别人喊他三四声，他才勉强应一句：“啊？”渐渐地，别说下地干活，连吃饭都成了负担——热腾腾的馍馍摆在面前，他拿馍的手却像灌了铅，掰两下就累得气喘。

最瘆人的是前一年秋收，金黄的麦浪里，别人都弯腰挥镰、动作麻利，唯有他跪在地里，机械地重复着抓麦秆的动作，半天挪不出半垄地。烈日把他后脖颈晒脱了皮，麦芒扎进指甲缝渗出血，他却浑然不觉。后来是乡亲们把昏厥的他拖到树荫下，才发现他裤裆里满是尿渍——他早已失去了基本的生理控制能力。

“姜大夫，你救救额，这回再治不好，额也不想活咧。”这位满脸风霜的西北农民哭着说，皴裂的手掌指节粗大如老树根，像他即将枯萎的生命，“额已经想好咧，要是来北京也瞅不见希望，额回屋就寻死去。”

得贵不止一次动过死念。母亲离世那天起，黑暗就像一床浸透了水的棉被，沉沉压在他身上，让他喘不过气。两个姐姐、表哥接连离世，每一场丧事都像往他心上浇一桶沥青，层层凝固，封死了最后一丝活气。

他试过很多法子。去年夏天，蹲在牲口棚搓麻绳时，手指不自觉地在绳结上绕了几圈，勒得手腕发青；有一回，他偷偷把半瓶除草剂兑进稀饭，可端到嘴边，手却抖得洒了大半；最接近成功的一次，是深更半夜摸到村后的老槐树下，刚把裤腰带系上树杈，一声凄厉的猫叫突然传来，像从坟地飘出。他一激灵脚下打滑，栽进树根旁的泥坑，爬起来时，看见那只野猫蹲在坟头，绿莹莹的眼睛直勾勾盯着他，仿佛是母亲派来拦他的。

“连娘都嫌额死得窝囊……”他喃喃道。

转机来得猝不及防。十一假期，村里放假回来的大学生跟他说：“贵叔，你这怕是抑郁了，得上大医院瞧去。”得贵听不懂“抑郁”是啥，那后生解释：“北京有专治心病的医院，我查了，你这症状都对得上。”

这话在他漆黑的世界里撕开了一道缝。他不知道这病能不能治，却决定孤注一掷来北京试试。乡亲们可怜他的遭遇，东家凑十块，西家添二十，这些带着体温的毛票，最终凑成了一张皱巴巴的火车票，载着他奔赴未知的希望。

抑郁变成了懒病

这些年，每当有明星名人公开谈论抑郁症，媒体总会掀起一阵讨论热潮。这些报道让更多人知道了抑郁症的存在，却也悄悄编织出一个误解：抑郁症是富贵病，只有衣食无忧的人才会得。

美国盖洛普的调查数据显示，贫困人群患抑郁症的风险是普通人的两倍。可冰冷的数字，终究不如得贵鞋缝里嵌着的黄土来得真实——那是他求医路上的风尘，是十几年贫困生活里，一点点积攒的绝望。

“庄里头都说额家中了邪。”得贵的声音越来越低，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二姐走前半个月，把腌了十几年的酱缸一榔头砸了，说‘咋吃都尝不出香咧’。那会儿只当是耍性子，要是早知道是害病……”他喉结上下滚动，后半句话消散在沉默里，满是悔恨。

我望着他羊皮袄袖口磨出的毛边，忽然想起一个贵州小伙子的电话咨询。他说父亲在床上躺了半年，村里人都骂他父亲是懒骨头，直到喝农药自尽，都没人觉得他是生病了。小伙子哭着问：“大夫，穷人连得病的资格都没有吗？”这个问题，我始终答不上来。医学教科书上关于抑郁症的神经生物学机制，那些精确到毫克的用药指南，在得贵膝盖上层层叠叠的补丁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当一个人连买盐都要赊账时，谁会关心他的大脑缺不缺5-羟色胺？

贫困像一把钝刀，既剐着皮肉，也磨损着人们对痛苦的感知。当一个人习惯了饿着肚子睡觉，习惯了忍着疼痛干活，“抑郁”于他们而言，就变成了“浑身不得劲”，变成了“懒病”，变成了“中邪”。得贵家接连逝去的四位亲人，都是在这样的蒙昧中，被当成“命不好”的范例，而非亟待救治的患者。

这种认知局限不止存在于普通大众。医生们对情绪障碍躯体化症状的认知，也走过了漫长的历程。躯体化抑郁症，即患者无法有效识别或表达抑郁情绪，潜意识中将心理痛苦转化为躯体不适——疼痛、胃肠紊乱等症状反复出现，可医学检查却查不出明确生理病因。这些真实的痛苦，往往被当成“无病呻吟”，最终被忽视、被耽误。

让生活重新有了滋味

我给得贵开了对症的药，起效快，也经济实惠，适合他的处境。

祁连山下的乡亲们说得没错，得贵家确实遭了“诅咒”——只是这诅咒不在祖坟风水，而在基因链条的某个片段里。但科学最动人的地方，便是能将无形的“诅咒”，转化为可测量的数据、可治疗的疾病。

他迟疑地捏着处方笺，眼神里满是不确定：“这药……真能治我的病？”

“它能帮你增加活力，慢慢就有精神干活了。可能会有口干、犯困的副作用，都是正常的。”我耐心解释。

“这药吃上迷糊不？”得贵欲言又止，半晌才说出顾虑，他怕吃药犯困耽误干农活。这份朴素的现实考量，让人心酸不已。

“这样吧。”我在处方笺背面注明，“头一周每天两次，每次只吃半片，等身体适应了再加量。”这个剂量既能稳住病情，又不会让他扶不住犁头，兼顾了治疗与生计。

他仔细把处方笺揣进内兜，犹犹豫豫地走了，背影里带着一丝忐忑，也藏着一丝微光。

四个月后，清明节刚过，我正在诊室忙碌，抬眼时竟看见得贵站在门口。天气回暖，窗外的树枝抽出了嫩绿的新芽。他脱掉了厚重的羊皮袄，换上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整个人清爽利落了许多，像熬过寒冬的麦苗，在春风里渐渐挺直了腰杆。

他朝我咧嘴一笑，露出被旱烟熏黄的牙齿，牙龈却透着健康的粉红，脚步也没了初见时的拖沓，带着轻快的节奏。没等我开口，他突然扑通一声跪下，我赶忙去扶，他却执拗地不肯起身，声音发颤：“姜主任，没您的话，额早喂了狗咧。这点小米是自家种的，您可甭嫌弃。”

我这才注意到他手里提着的布口袋，打开一看，小米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每一颗都饱满匀称，显然是特意筛过的头茬粮。这哪里是一袋小米，分明是一个人重燃的生活热情，是绝境里生出的希望。

“现在村里人该没人说你懒了吧？”我笑着接过口袋，“你用心种的，我肯定用心吃。”

他嘿嘿一笑，像孩子般纯真。他告诉我，吃药第四天，他忽然闻见了邻居家蒸馍馍的香味——而在之前的半年里，他连咸菜都尝不出半点味道。

我忽然明白，真正的康复从不是症状的彻底消失，而是让生活重新有了滋味，让人心甘情愿地为一口饭、一缕香而努力。

我叮嘱得贵，必须坚持服药一年，万万不能掉以轻心。大脑功能的修复需要时间，就像骨折后要打六到八周石膏，大脑神经递质的再平衡，通常需要半年以上的持续作用，完整一年的疗程才能大幅降低复发风险。很多患者觉得“好了就停”，结果两三个月后症状反复，每一次复发都会增加后续治疗难度——就像烧开水，刚到九十摄氏度就关火，永远无法真正沸腾。

他频频点头，语气里满是笃定：“如今全庄子都明白‘抑郁症’是个啥了，往后身上不得劲又查不出病的，都知道要寻精神科大夫瞧哩。”

这份认知的转变，或许比任何药物都珍贵。有时候，治疗不需要昂贵的药片，只需要更多人懂得：当一个人突然对万事提不起劲，不一定是懒，可能是病了；当一个人彻夜难眠、辗转反侧，不只是“睡不着”那么简单。这些常识，和不到二十元的阿米替林一样，都能点亮生的希望。

“娘那会儿要是能吃上这药就好咧，也不至于病死了还被人指指戳戳笑话……”说着，这个西北汉子又红了眼眶，哽咽不止。

人们总爱用有限的认知，去丈量他人的痛苦。就像跟健康人描述牙疼，没疼过的人永远不懂那种钻心的滋味；抑郁症患者的煎熬，也终究是外人无法体会的深渊。

作为精神科医生，我们的战场从不在诊室之内，而在每一道由偏见与无知砌成的高墙之下。

下班时，暮色已深。梧桐新叶在风中轻摇，枝丫间悬着一轮清冷的月亮。这月光此刻照着北京的高楼，也照着祁连山下的坟头——得贵的母亲、姐姐、表哥，那些被贴上“懒”“作”标签的人，都在这同一轮月光下安睡。而活着的“得贵们”，仍在为基本的生存权搏斗：既要对抗大脑里的风暴，也要挣脱“魔咒”的污名枷锁。

这大概就是我们存在的意义：既是神经递质的调校师，也是苦难与科学之间的传译者。把冰冷的生化指标翻译成滚烫的人话，把患者无声的呻吟转译为精准的医学编码。就像此刻我写下这些文字，试图在科学与苦难之间搭一座小桥，让那些被忽视的痛苦，被看见、被丈量、被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