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新媒体艺术进入剧场”这个话题时，极易落入两个极端的情境：要么把它等效为某种炫技的包装，要么把它浪漫化为拯救叙事不足的灵丹。也许我们可以从“接触”的视角重新审视它：当视听体验、传感器、算法和人的身体在同一个时空中相遇，它们具体会产生怎样的关系？观众又是怎样被调动的？这种接触是否足以让我们改变理解“戏剧”的方式？
在从“接触”的角度进行讨论时，空间不只是中性的容器，而是关系生成、碰撞、再组织的现场。剧场亦然：当新的媒介介入，它与戏剧的文本、表演、空间与声场叠加，形成一种动态的“场域”，观众不只是信息接收者，而是媒介流中不断变化的主体，即技术的价值不在于表现层面的“更大、更亮、更逼真”，而在于它如何使接触发生，并构成新的叙事秩序与观演关系。
从影像到算法：交融的时间线
过去60年，新媒体与剧场的关系大致经历了三次“靠近”。
并置阶段。二者最初的靠近是录像与投影走上舞台之时，影像作为“同时在场的他者”与表演并置，改变了舞台时间的单线推进，开始了对于非线性叙事的挑战与尝试，观众面对的是“过去影像—此时表演”的叠合。典型实践如伍斯特剧团（The Wooster Group）的《哈姆雷特》（Hamlet）以1964年的录像为“对位对象”，现场表演与既存影像并置；亦可参考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早期的多媒体舞台，把光影置于与演员等权的位置。
互动阶段。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技术与传感器开始介入舞台表演，实时信号、直播影像、动作捕捉让舞台与外部世界连通；除技术的参与，对互动性的探索使得观众的动作与选择在一定程度上被吸纳为舞台结构的一部分，舞台“响应”的能力成为考虑要素之一。如“爆炸理论”（Blast Theory）的《你现在能看见我吗？》（Can You See Me Now?）通过全球定位系统（GPS）与网络，使线上玩家与位于城市现场的演员实时互追；“建筑者联盟”（The Builders Association）则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多部作品中把直播信号拼接进舞台，使外部现实与舞台情境同步可见；在朝沉浸式转向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头昏眼花”（Punchdrunk）的纽约版《不眠之夜》（Sleep No More），以“动线即叙事”的方式让观众选择成为舞台结构的一部分。
生成阶段。随着近年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的发展，算法与人工智能（AI）不仅被用于制造视听内容，还更进一步地介入文本、节奏与场面调度的创作。在这个过程中，媒介既是工具，也是合作者，叙事的“创作”部分也可以被分流到系统之中，使得剧本成为“可执行脚本”，表演成为“人机协作”的过程，如：THEaiTRE的AI剧本写作项目《AI：当机器人写剧本》（AI:When a Robot Writes a Play）以语言模型生成剧本，并由演员演绎；安妮·多尔森（Annie Dorsen）的“算法剧场”系列《你好》（Hello Hi There）、《昨日明日》（Yesterday Tomorrow）以算法现场生成文本或声部，演出因此成为“执行中的写作”；近年的混合现实与实时生成影像实践也将“系统节奏”嵌入场面调度之中。
新媒体与剧场的三次靠近不是替代关系，而是叠加关系：并置保留了时间的多层，互动拓展了舞台的边界，生成则引入了具有不确定性的戏剧张力。它们共同把剧场拉向一个更宽的概念：剧场作为媒介生态。
跨艺术形态的三种交融方式
在具体的作品创作层面，这种交融关系可以从三条相互关联的路径——跨媒介性、结构耦合、观演关系重构——来理解，它们分别代表着不同艺术形态在同一现场按不同深度的叠加。
跨媒介性。跨媒介叙事，不同于将一个“故事”通过不同媒介进行传播的类似衍生的模式，指的是在一个共同的场域内将多种媒介融合并使得其中的每一种媒介都对欣赏故事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类实践中对影像、装置、交互等艺术语言的运用并没有简单退化为舞台美术或其他剧场构成元素的一部分，而是在相当程度上保有其表达资源，并在剧场语境中进行转置与再语境化。其核心是跨媒介表达策略的重新配置，而非将某一媒介的语法进行“移植”。
结构耦合。当实时投影、音景生成、传感网络与演员调度被并联到同一运行回路时，剧场更接近一个可执行的系统，而非单向陈述式表演：叙事结构与技术结构在时间上共同演进，剧本由“台词—场次”的线性编排，转向“触发—反馈—再触发”的控制回路；演员的表演触发影像与技术的状态变换，新媒体内容又成为演员在舞台上的对手戏。这种结构耦合使作品呈现为可运行、可扰动亦可复位的状态机：移动、注视与停留都会微调场域参数，使叙事呈现为一种被现场持续更新的系统。
观演关系重构。沉浸式与参与式艺术实践将观众置于作品的场景中，呈现的是空间叙事与在场的并行。在此过程中，空间的变换成为叙事的结构分界，动线承担了语法的功能，观众则主动与故事在空间中“偶遇”。观看因而转化为“在场协作”，注意力、移动与相互可见性的分配共同参与意义生成。观众从内容的接受方转为协作的行动者。
需要强调的是，这三条路径在具体作品中极少以抽象的“纯形态”出现，更常见的是一种编织式并置：跨媒介性构成观众感知层的逻辑，结构耦合提供剧场运行的基础框架，观演关系重构则通过动线、相遇与边界把观看转化为参与。三者相互牵引，使作品在剧场的特定场域条件下得以完成。
合作的困难：理念层面的十字路口
随着新媒体艺术进入戏剧创作，来自新媒体艺术及相关技术领域的创作者将与戏剧工作者协同工作。跨领域协作的难点并不只在技术，而往往首先体现在创作理念的错位。以下列出最常见的几类分歧。
线性与非线性的张力。戏剧传统强调故事发展的线性时间逻辑，而互动与沉浸往往以“并行/分岔/回溯”的空间逻辑组织意义。当两者相遇时，线性叙事的清晰度与非线性体验的自由度通常需要以“受控随机”的方式达成折中，即以限定的分支与稠密的“关键点”重建把握感。
文本中心与多模态中心的争议。当视听体验与触发机制等新媒体途径拥有与台词近似的叙事权重时，“说了什么”与“如何被感到”易于进入竞争的态势。有效的解决方案可能不是“削弱文本”，而是承认不同模态的互补阐释：文本承担语义密度，多模态承担感知广度，两者在结构上互为前提。
导演权威与共创机制的边界。参与式体验的美学价值之一在于“把权力交还给观众”，但创作端仍须划定边界，以免“自由”坍缩为“无序”。这要求在方法上提前设计可逆的节点与可控的回路，保证作品在自由度与完整性之间保持张力。
演员真实与介入感的矛盾。技术节点常带来“可感的断裂”（例如延迟、对位偏差），排练机制的重心便在于建立稳定的对戏关系：演员不仅与对手演员对戏，也与影像、音响、传感器对戏，把媒介纳入身体记忆。这些分歧并非坏事。它们是新的语法得以生成的前提：在压力的对冲中，作品得以找到自己的姿态。
结语：把剧场理解为“进行时”
当我们把剧场理解为“进行中的媒介生态”，交融便不再是附会的口号，而是具体的写作方式。它要求创作者接受张力：线性与非线性的拉扯、文本与多模态的竞争、权威与共创的边界、真实与介入感的冲突。这时再一次询问“我们为何需要走进剧场？”或许可以得到一个新的角度，即人们走入的是接触：与物、与他者、与自己在不对称关系中达成新的理解与共同实践。剧场的力量不在于技术叠加的密度，而在于它为“发生”让出的空间；观众走出场馆时，也许并未携带可复述的“故事全貌”，却被一次审美与经验的冲击塑造成新的观看与行动的主体。这种“被接触而改变”的经验，正是交融的价值所在。
（原载于《信睿周报》第15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