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春:被浪漫化的技术进步:这次不一样吗?
日期:2026-11-16 11:42:15 / 人气:20

现代人对技术进步有着近乎本能的乐观。从硅谷到中关村,从达沃斯到乌镇,"创新""颠覆""指数级增长"构成了这个时代最响亮的词汇。在公共舆论中,AI被描绘成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从医疗诊断到气候变化,从教育公平到经济增长。别说马斯克、黄仁勋乐观,就连长期唱空全球经济、2022年把AI危险写进著作《大威胁》的"末日博士"努里埃尔·鲁比尼,现在都认为AI可以让美国经济在2050年实现10%的增长,被媒体改称"繁荣博士"。
但这种乐观建立在对历史的系统性遗忘之上。香港城市大学特邀金融教授、香港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夏春在《北大金融评论》发文指出,技术本身不会决定人类命运,决定命运的是人类围绕技术所做的制度选择。只有当技术创新与收入分配改革同步推进时,技术红利才能转化为全民福祉。在AI时代的起跑线上,我们需要建立的不是对技术的盲目信仰,而是对历史的清醒记忆。
技术陷阱:为什么进步迟到了几千年?
牛津大学经济史学家卡尔·贝内迪克特·弗雷在《技术陷阱》中提出一个深刻问题: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更早发生?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1750年,全球人均GDP年均增长率几乎为零。两千多年文明史,技术层面并非空白,但经济增长陷入长久停滞。
传统解释诉诸"马尔萨斯陷阱"——技术进步带来粮食增产,人口随之增长,人均产出回到原点。弗雷指出还有更关键原因:世界陷入了"技术陷阱"。统治者害怕取代劳动力的技术破坏社会稳定,严格限制技术创新。从罗马帝国到中世纪欧洲,从古代中国到奥斯曼帝国,凡有可能大规模替代手工劳动的机械设备都遭系统性压制。行会保护成员利益,反对威胁生计的发明,统治阶级支持行会,因为失业工人可能暴动起义。
罗马皇帝维斯帕先因担心失业拒绝采用省力运输机械;1589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拒授织袜机专利。在中国,行会势力远强于欧洲,官府因惧怕动乱支持行会,1876年上海拟建蒸汽棉纺厂即在反对与官府不支持下落空,中国工业化比英国晚约两百年。
社会长期锁定在低生产率均衡中,所有人知道有更好技术,但没人推广,因为推广会引发反抗。技术被"政治性地"抑制数千年。
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18世纪英国?弗雷核心答案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从机械化中获利的人同时拥有政治权力。此前统治阶级财富源于土地,18世纪英国商业革命和海外贸易积累巨额流动财富,商人形成新工业阶级。议会改革削弱土地贵族权力,商人和工厂主利益主导政策制定。机械化受益者恰好是政治决策者,技术抵制失去当权者支持,卢德主义者暴动被军队镇压。
但突破有代价。机械化带来的生产率增长没自动惠及所有人,恰恰相反,它创造了"恩格斯停顿"。
"恩格斯停顿":三代人的沉默
1780年至1840年英国,工人人均产出增长46%,实际周薪仅上升12%。资本利润份额持续扩张,劳动收入占比长期承压。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目睹底层生存困境:拥挤贫民窟、童工泛滥、平均寿命三十出头、慢性营养不良举目皆是。
蒸汽机、动力织机带来前所未有生产效率,但这些技术本质是"替代型"的,用机器替代需多年学徒期的手工技艺,将复杂工匠工作分解为普通工人甚至童工可完成的简单步骤。早期工厂大量使用儿童和未婚妇女,反映手艺所需多年学徒期及严格性别规范。
虽然第一次工业革命事后大幅提高生产率,但有三代人(约60到75年)遭受损失。2025年诺奖得主乔尔·莫基尔研究颠覆了卢德主义者"反技术暴民"的刻板印象:1815年后手工织工及其小作坊被工厂迅速消灭。卢德主义者反对夺走生计的具体机器,砸毁机器是维护自身利益的合理反应。
"恩格斯停顿"终结不是市场自发调节结果,而是制度斗争产物。19世纪中后期英国逐步建立工会集体谈判制度、工厂法、公共卫生体系和基础教育。1832年改革法案扩大选举权,宪章运动推动政治民主化,工会合法化赋予集体议价能力。收入分配改善、基尼系数出现拐点,是这些制度变革之后的事。工资追赶生产率,从来不是技术自发演进结果,而是权力博弈产物。
大萧条悖论:效率最高峰,民生最低谷
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经济史学者亚历山大·J.菲尔德提出不同观点:1929到1941年,美国全社会劳动总工时几乎没变,私人资本总量几乎没新增,但最终实际产出提高33%至40%。多出来的增长只能来自技术改良、管理优化和基建红利,即全要素生产率(TFP)。测算显示私营非农经济TFP年均增长2.78%,高于战后"黄金时代"2.36%。企业研发逆势扩张,制造业研发人员涨幅近160%。胡佛水坝、金门大桥等新政基建落地,泰勒科学管理普及,电力内燃机渗透全链条。第二次技术革命转化为工业革命。
然而现实是:1932年失业率25%,1939年仍17%,1941年接近10%。一边TFP持续高速增长,另一边千万劳动者失业贫困。生产率飞升与大规模失业同时空并存,经济效率最高峰可与民生苦难最低谷同时出现。评价经济周期不能只看GDP或生产效率,必须把普通人的生活条件纳入考虑。
权力与进步:技术从来不是中立的
2024年诺奖得主达龙·阿西莫格鲁与西蒙·约翰逊在《权力与进步》中打破技术决定论。主流叙事默认技术创新带动TFP上升、总财富增加、工资普遍上涨的自动传导链条,本书否定这条"自动滴漏机制",指出技术发展方向由社会权力结构决定,只有当社会存在制衡力量,才能引导技术走向赋能劳动者。
中世纪水力磨坊大幅提升粮食加工生产率,但技术所有权被贵族教会垄断,农民失去手工研磨谋生渠道,千余年实际收入几乎无增长。战后"黄金时代"(1940—1970)是罕见的TFP与工资同步增长阶段,核心不是技术更友好,而是权力制衡体系完整:强工会、反垄断法案、高额累进税、普及公立高等教育、劳动保护立法共同约束企业。
1970年后至今,工会持续弱化、反垄断放松、资本话语权提升。美国自1979年以来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是小时薪酬八倍。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行,出现持续至今的生产率与工资脱钩。阿西莫格鲁今年8月发表《自由民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延续这一讨论。"大逆转"并非技术本身转向,而是权力结构转向。当资本重新获得不受约束的主导地位,技术自然向"替代劳动"方向发展,因为这对资本最有利。
技术本身不会决定人类命运。决定命运的是人类围绕技术所做的制度选择。在AI时代起跑线上,我们需要的不是对技术的盲目信仰,而是对历史的清醒记忆。
作者:沐鸣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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